伦理、政治和民主的维度 格特·比斯塔
在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的教育学之间穿行 赵康
比斯塔批判性地论证,过分专注于对教育结果的测量,实际上无形中置换了对教育目的的问题的讨论。在此背景下,什么会构成好的教育这样的问题很难再被探讨和争论,这实际上年是真正有损于教育质量的。
深度论述“教育之弱”是使教育得以可能的条件这一论点。
比斯塔常常表现出超然的神态,流露出随时陷入思考的神情。
致谢
书籍总是定位于特定情境并且与具体的事件和经验相关联。
what is education for what is good education and what is educationally desirable.
序言
论教育的目的问题
人们宁愿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性和效率这样技术的、管理的问题来取代好教育这样的规范性问题。
人们往往在没有弄明白采取一定立场意味着什么之前,就已经选好自己的立场了。
我的目标是探索用更准确的方式强调“好教育”这个问题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把好教育问题的边缘化与我所称的教育的学习化现象联系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意识到了关于教育的话语被只谈论学习的话语取代的趋势。
(春游取消,窗户变成了透明的墙,桥上装上了塑料网)
一、教育为了什么
重视我们测量的还是测量我们重视的?
有时候看起来并不高效的教育实践实际上可能比那些预先设定目标的“高效”过程更值得追求,因为它更可能向学生提供机会来探索他们自己的思考方式、做事方式和存在方式。
教育的用词向学习的话语转换。
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教育实现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首先要做的事是为了特定人群的既得利益维持不变,而不是就教育可能是什么或称为什么展开讨论,使情况更复杂的是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也经常倾向于支持现状,他们这样做的根源在于期待有朝一日也能获得目前特权阶层享有的好处。
即使高等教育普及了,但是好大学和一般大学所具有的表示性差别还会通过改头换面的方式再生产既存的不平等。
学习概念的显著增加和教育概念的相应衰退···体现为频繁使用的词汇是学习者而不是学生或学童,体现为成人教育转变成成人学习,终身教育转变成终身学习。
教师成了为学习者自己努力获得、使用与最终创造知识而存在的陪伴者、促进者、监督者、支持者和引导者。
“教师应该促进学生的学习”,如果对学生应该学什么和为什么学不附带详细说明,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
二、科学和民主之间的循证教育
好教育的问题已经被有关教育的技术和管理问题替代,这些问题聚焦于教育过程的效率和有效性,而不是放在教育过程应该带来什么上。
学生不是需要诊治的疾病,同样地,教学不是治疗行为。
教育不是身体互动的过程,而是符号的或符号中介的互动过程。
如果教学对学生产生影响,也是因为学生在阐释所学内容并努力赋予其意义而已。只有通过阐释过程教育才有可能发生。
教育是一个开放的、递归的系统,这一事实表明正是教育技术不可能性使得教育成为可能。
大量的研究证据表明,影响学校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学生的家庭环境,尤其是在他们生命中的起初几年。
教育是一种道德实践而不是技术或工艺实践。
对教育专业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行动的有效性,而是伴随他们行动而来的学习机会所具有的教育价值。由此循证实践中“什么有效”这样的安排对于教育来说至少是不充分的和错位的,因为教育中的判断不仅关切什么事可能的,而是关切什么是值得的。
习惯不是行为模式,而是行为倾向。(我们的教育不缺手段,而是缺少教育目的引领和发现。)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试错的过程来获得习惯的,或者用更理论化的语言来表达,通过实验法。在根本意义上,实验法是我们能够学会东西的唯一途径,我们学习,因为我们行动并且承担相应的结果。
智慧行动和盲目的试错的差异在于是否有思考或反思的干预,即是否有符号的运作。
杜威写道,“任何科学研究的结论都不能立即被转换成教育艺术的规则。”
杜威宣称我们不仅应该就方法进行实验,而且应该就目的和对问题的解释进行实验。
一个民主社会里的教育目的不是给定的,而是一个需要持续讨论和长久深思的话题。研究只能指出什么长期以来有效,而不是什么现在或将来有效。
(秋色的粉笔)
我论证了教育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干预或治疗,因为教育实践是非因果性的和规范的,同时也因为教育中方法和目的是内部关联的。这意味着教育专业者需要对教育的价值作出判断。
从民主的观点看,仅仅强调什么是有效的是不够的。
三、问责和责任之间的教育
问责制怎么从一个带有真正民主潜力的概念,变成一套窒息教育实践以及把价值规范性问题简约为程序的概念。正如循证实践的观念给教育的民主管理带来威胁一样,问责制的管理方法侵蚀了教育者为自己的行动和活动负责的机会,更明确地说是阻碍他们对自己的行动和活动所应该产生的结果负责。
如果因考试高分而奖励学校,它们就会更加努力地吸引积极性高的家长和有能力的孩子,并且尽力把学困生拒之门外,最终,这导致一种情况出现,不再是学校能为学生做什么,而是学生能为学校做什么。(所谓的重点中学甚至重点大学,何不就是好学生的聚集和学困生的排挤,不,是对困难家庭的排斥)
公学的成功得益于其学生和家长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质量”。
问责关系变成了形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最空洞的、被滥用了十几年的“质量”一词,被限定在过程和程序上,而脱离了内容和目的。
教师和教育机构被拖拽进一种境地,那就是必须迎合顾客,满足顾客的需要。所以,这两者很难用自己的专业去判断什么违逆了消费者的“需求”。类似地,家长和学生也被拖拽进顾客的境地,即他么越来越难以信赖教育工作者和教育机构的专业性。
问责文化对“临近”的可能性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问责的技术---管理方法根本不能与以问责为中心的方法和解。
四、中断教学法
教育应该总是对人类自由感兴趣,这就是我坚持认为主体化维度在教育中尤其重要的深层原因。
康德把启蒙定义为“人类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并且把不成熟定义为“不经过别人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在教育上,康德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他声称,“自由思考的倾向只能通过教育来实现。”“人类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动物”,“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人本主义必须被谴责···因为它不够人道。”
自已不应该被裂解为意愿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做我们选择的任何事情的额自由,而是应该被视为“创造从未存在之物的自由”。作为独立自主和作为事物之始的自由之间有细微差别,这对结果有深远的影响。其主要的意蕴是,自由不是内心感受或个人经验,而必须是一种公共现象,一种政治现象。
自由只存在于行动中,这意味着人类是自由的,只要其行动。
中断教育法就是一种针对“正常”秩序进行中断并使其尽可能保持开放的教育。
五、杜威之后的民主与教育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 )
六、教育、民主与包容的问题
教育有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任务,即创造民主之人和由此创造一个民主社会。(就如教育很重要,必然好的一面,当然有很坏的一面。有民主的教育,必然有专制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将民主表述为,全体公民统治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反过来又统治全体公民。
后记
现如今,充斥着关于学习的讨论,却很少论及学习是为了什么。(就如现今,都要考高分,都要考好大学,却很少想到这样的目的,以及未来干什么)
终身学习观念中的学习也是如此,其自身无目的因而基本上也是无意义的额,与即没有区分学习是什么和学习为什么。
教育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它不是一个“事件”,不是但单维度的努力,而是涉及好几个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兼容的角色或功能。
我们不应把自由看做那种随心所欲的主权自由,相反地,我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的“困难”观念,这个观念指出,我的行动自由---将自己的开端带入这个世界的自由---同时总是关系着他人主动行动、将他们的开端带入这个世界的自由,因此我们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主人”的不可能性,正是我们的开端能够进入这个世界的条件。
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开端的主体,而且受制于他人如何对待这些开端。
作为和成为一个主体是完全地关心性的,也是绝对伦理的和绝对政治的。
教师从不打算让学生一直依赖于他们的输入和努力,而总是以学生的独立和解放为取向···因此教育自身承载着自由的取向。